抹不去的记忆
抹不去的记忆
我永远忘不了岁月深处那个秋季的一个傍晚。
天灰蒙蒙的,眼前的一切只显现着大概的轮廓。
整个山谷好像很安静。远处的溪水泛着碧绿的色彩,我能想象得到她的万千柔情,却听不到她流动时发出的动人的歌声。山野和天上,没有我向往的飞鸟和月光。我不知道大人们还在哪个田间地头里忙碌。饥饿的感觉真是让人不好受,昨日的炊烟在屋背上变成了我的烙饼。我就像长在屋外头的一株野草,早习惯了自己所处的环境。
就在我站在塔边一片茫然的时候,生产队队长从我家门前的小路上经过。他边走边吆喝了一声,开会。不知道为什么,他那次的声音比以前的低了很多,我都担心别人听不到通知。但是很奇怪,队长仅仅只喊那一嗓子,全生产队的大老爷们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都冒了出来,像变戏法似的。估计大家早得了消息,只因队长未到,不便私自僭越头名的位置,因此大家都在某个角落里一边观望,一边忙着手中的活。谁都明白,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吃的问题,所以大家对粮食都十分敏感,一听开会就知道是分粮食。粮食是上级机构分配下来的,称作“救济粮”,或“返销粮”。每年社员们交完粮食征购任务,过一段时间之后,上面的负责人就会往粮店返回来一些粮食。大队将粮食分给各个生产队,每个生产队把粮食领回去再分。队长一动嘴皮子,本来还在忙活的乡亲们来得飞快。
那个傍晚开会是在我邻居家里进行的。邻居家里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,是个年纪大了的残疾人,住在屋场西头。因中年丧子,他老伴儿的精神有些障碍,他老伴儿便外出随女儿居住,他的儿媳留下一个几岁的孩子后改嫁了。这个破碎的家里只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。队长肯定是考虑到我家邻居出行不方便,所以开会的地点才安排在我邻居的家里。
往日开会都是在我家屋场塔里进行的,进邻居家里开会的次数很少,因为会议牵扯的事情大多和邻居无关。再说,同一个屋场,邻居也听得到开会的内容。另外,邻居家的卫生条件太孬。老掉渣的屋子不仅泛着烟火色,而且各个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,地面上的尘土也寸把厚,有些人进屋去可能要硬着头皮。好在大家同是农村人,没有人嫌弃。既然这次开会的主题和我家邻居有关系,乡亲们也猜到开会的地点是在我邻居的家里。于是,大家到了我家屋场,便直奔向我邻居的家。
大家一进屋,个个像瘦版的不倒翁随意地坐在椅子上,平时嗜旱烟如命的人也不抽烟了,都低着脑壳,耷拉着眼皮,谁也不主动开口说话。队长不得不挨个点名,发言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打鸣,话也简单。一斤,两斤,两斤,一斤,粮食很快就被大家分完了。说是分粮,其实我并未见到真正的粮食。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先算算账,之后各自按分得的粮食斤数去某地领粮食。会议临近尾声,大家又都把粮食让给了我家邻居。这个亮点,被我瞧得真真的。于是,我下意识地想看看邻居的表现。但是,我在人群中找不到邻居本人,只瞧见里屋的敞门口处黑黢黢的,猜想他可能就躺在床上听着吧。有时候,我放学回来给他翻身送饭,他就躺在里屋的床上。这个节骨眼上本来该他讲几句漂亮话,表示自己对好心人的感谢,只是这个邻居是个粗人。加上他饱受磨难,情绪极度低落,心如枯井,所以沉默寡言成了他的常态(我常常想起他那近似绝望的眼神)。他的孙子实在太小,况且大家也不知道他孙子此时此刻猫在哪个旮旯里。说到底,其实大家没心思在意这些事情,焦点都在粮食上。别看粮食就那么点儿,几乎数得出粒数来,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人家让点儿粮食出来,是天大的恩情。每家每户的粮食交完征购任务以后,都所剩不多,而上头返回来的粮食又只有那么一点点,大家都要粮食活命,哪里还有让的?大家之所以肯让,是迫不得已,我邻居家里的情况实在是太惨了。大家的口粮缺口怎么办?谁也不知道,也顾不了那么多。
我父母就常为一家人的口粮发愁,却因家里准备添丁,又不得不养两只鸡,粮食更紧张,我家的日子更显艰难。
像母亲生我弟弟,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,老爸给母亲最好的待遇就是只打两个荷包蛋,而且蛋只打一次,绝没有第二次。荷包蛋的数量仅有两个,绝没有第三个。其他的蛋可能被我父亲想办法换钱补贴家用了,我见过一次。荷包蛋都是由父亲做好之后,装在青花瓷碗里。再由他亲自将蛋送到母亲的床边,或是将蛋放在床边的高脚抽屉背上。没见过父亲吃那些蛋,哪怕是蛋汤我也没见他喝过。父亲并不擅长厨艺,咸了淡了,母亲顾不得这些细枝末节吃着,我也跟着母亲胡乱沾点儿光。没有鸡肉猪肉之类的荤菜。鸡,自然是杀不得。猪肉更招人稀罕,是凭票供应,咱家弄不来肉票那宝贝疙瘩。
再说吃饭。平时到了吃饭的点,父母基本上不和我一起吃,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。每次,我独自一个人揭开火坑里的鼎罐盖一看,巴鼎罐底的大米饭里总是掺杂着或玉米,或红薯,或高粱。
类似的生活场景还有很多。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粮食有多金贵。
当年幼小的我没有像现在的我有诸多苦涩的回忆,两只小腿儿一味地骑在邻居家的门坎上玩耍。屋里没有煤油灯光,没有枞光亮,电灯还只是神话,只有极其暗淡的黄昏时的余辉。我望着满屋子沧桑感十足的乡亲,觉得他们模糊的身影就如同素描。他们让粮的善良行为本应该让我感动,可是我没有。有人说,日子苦惯了,也就不觉得苦了。当年懵懂的我也许正是这样,又或许是根本没有苦的概念,没想过那帮大老爷们儿让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看着一帮大爷们儿空手而来,又空手摸黑匆匆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,我一脸的木然。直到现在写这篇文章时,我才突然想起,不知道他们回去后怎么向妻儿交代?
之后,队上为粮食闹出了一些尴尬的事情,甚至传言有人把粮食藏进了棺材里。当大家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借粮便成了唯一的出路。据说,咱们生产队借粮借到了五公里外,而且还只借到一些红薯。
除了咱们队的乡亲饥饿难挨之外,其他不少地方乡亲们的日子也难熬。
高中时,我读到过一篇文章,里面记载着某队队长在寒冬腊月领着全队人出门乞讨。他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棉裤,所到之处便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。想想咱们队上的情况,和他们相差也不远了,我不胜感慨。
另外,我在视频资料中看到我国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搞科研,我的心里更是难过。
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,我常见不同省份的乞丐来我家屋场向各位乡亲乞讨。这个时候,我父亲的良心无疑最受煎熬。我父亲的表现却大大出人意料,他的慷慨惊人,凡是上门的乞讨者,我父亲都没有让他们空手而回。有时候,有的乞丐乞讨时,见我父亲一言不发转身进屋,误以为没有,准备离去,我父亲却端着满满一升白花花的大米追上去,倒在乞丐的布袋子里。难为情的乞丐站在冰冷的霜地里,语无伦次地重复了几句感谢之类的话,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事后,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糊弄我母亲,好在家里从来没有为这事儿发生过“战争”。
光阴似箭,转眼就是几十年。往事如烟,不堪回首。我想要抹去那些事儿,它们却像化石一样和我的骨骼成了一体。
庆幸的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的祖国母亲一路走来,虽然磕磕绊绊,但是越来越强大,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吃饱穿暖早不是老百姓的话题了,小车楼房钞票的事儿倒是常挂在大家的嘴边。
(编者注: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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